选自《20世纪美国关于国家行为的文化研究》李建波，李霄垅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民族特征研究
美国民族特征研究的兴起，缘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化信息需求。彼时的民族性格研究是基于人类学范式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鲁思·本尼迪克特和杰弗里·戈勒。前者的代表作是《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1946），后者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TheAmericanPeople:AStudyinNationalCharacter，1948）。
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效力于美国战争信息局（TheUnitedStatesOfficeofWarInformation，又译美国战争情报局），担任相当于处长的职务，发挥她的人类学专长，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本尼迪克特的本科专业是英语文学，一直到她转行人类学20多年后，还时常以不同的笔名发表诗歌。她在短诗《清除倒影的一汪水》中写道：“你是一汪水，被投下来的光泽清除了倒影，/水面像空气一样晶莹剔透，没有能耐/映出天上花瓣般的薄云，阵风吹皱——/绽开的美妙波纹，镶着太阳的金边。”从中不难看出，本尼迪克特细致的观察能力、情感的体察能力和现象的解读能力。应该说，她的文学素养给她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支撑。《菊与刀》的主要内容来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向战争信息局提交的研究报告，后经修改补充于1946年成书出版。
1944年，美国与日本激烈交战，本尼迪克特无法按正常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开展研究，尤其无法开展田野调查，故而她的研究主要参考包括日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献、剪报、电影、录音等资料。尽管如此，本尼迪克特撰写的研究报告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她提出的关于占领日本本土后保留日本天皇的建议被罗斯福总统采纳，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进展顺利（gosmoothly）。《菊与刀》被称作应用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本尼迪克特撰写这份研究报告之时，美国和日本正处在惨烈的血与火的搏斗中，美军伤亡惨重，美国民众对日本无比愤慨。但本尼迪克特仍能以文学欣赏者的视角去研究日本文化，她用“she”或“her”来指代日本，从而保留了较多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时研究容易出现的情感倾向。有评论者称，她客观地探索了日本魔鬼般表现（monstrosity）的动因。她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日本人在伦理道德上与西方人大有不同，日本人的道德观具有强烈的单选性，即将人生的义务分为“忠、孝、情义”等，然后将这些德行“分别用包袱包起来，分发到地图上不同的位置”（Benedict1993：195）。“日本人评论某人的德行如何，只就此人所应遵从的某一德行而论，如说此人是否‘忠’，或者说此人是否‘孝’，而极少综合评价。”（李霄垅2008：107）应该恰是基于对日本价值观以偏概全特征的判断，本尼迪克特提出在美军占领日本后保留日本天皇的建议。日本人对天皇效忠的单选性，可以确保他们服从天皇的投降令。
关于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价态度，不少学者给予了肯定。例如，E.A.胡恩伯尔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称，本尼迪克特的这一研究特点“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偏见，没有受政府态度的影响，甚至也没有受给她资助的战争信息局的要求的影响（Hoebel1967：4）。同时，本尼迪克特对作为二战敌方的评价态度自然也遭到了部分美国学者的批评。有学者称，在保留日本天皇这一点上，本尼迪克特与日本右翼势力如出一辙，《菊与刀》的经典化为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提供了滋生的空间（Boles2006：28）。
戈勒是英国人，但二战期间，他身在美国。戈勒与本尼迪克特有两个相似之处：其一，戈勒也为盟军做过民族性格调研，而且曾与本尼迪克特合作开展“远程社会人类学研究”。戈勒于1941年写成了咨询报告《日本性格结构和宣传》（“JapaneseCharacterStructureandPropaganda”），其自称报告“广为传阅，影响很大”。其二，戈勒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的第一学历专业是古典文学和现代语言，曾创作了一部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并写过几部剧本。然而，与本尼迪克特颇具文学欣赏性的超然态度有所不同，戈勒的民族性格研究颇受战时情绪影响（Hoebel1967：4）。
戈勒民族性格研究的代表成果是《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在写作这部著作时，戈勒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涉及美国的40个州。他接触的阶层大致与他本人身份一致，因此调查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戈勒以美国阶层的流动性来说明他调查的阶层局限并没有影响他对美国民族性格研究的准确性（Kallen1949：475）。在《美国人民：民族性格研究》中，戈勒从美国家庭、爱心与友谊、竞争与效仿等角度分析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戈勒的研究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但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融入美国民族性格的研究，且文风非常具有文学性（Kallen1949：475）。
戈勒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来解释美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由于美国总体上是个移民国家，移民的后代有美国化的冲动，这就导致他们尽力摆脱父亲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反叛父亲的权威（被解释为美国反对权威民族性格的根源），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此较低。移民的后代在孩提时代的恋母情结表现在通过自己的“成功”来争取和确保母亲的爱。这又培育了美国人的竞争性和效仿性。美国人将朋友多寡当作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此外，在与外人接触时，美国人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戈勒对此是这样解释的：美国人此时正经历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女性特质与其展现雄性角色的理想意识之间的抵牾（Singer1949）。
美国的民族性格研究因二战信息需求而兴盛，却因其所基于人类学的研究视阈的局限而逐渐式微。M.米德称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是一种应急性研究，无不与国内士气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Mead1953：642）。作为一种应急性研究，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和随后的50年代呈现出高潮。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参与民族性格的研究从激情澎湃变成了仍有所延续的涓涓细流”（Hoebel1967：2）。其原因主要是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与民族性格研究不甚吻合，前者更加青睐原始或土著部落的研究。人类学家对研究部落人的性格，甚至一个小镇人的性格尚有信心，但他们感觉民族性格这样庞杂的问题似乎超出了人类学研究的范畴。20世纪5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本尼迪克特去世之后，曾经从事民族性格研究的人类学家多有重操旧业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原始或土著部落等问题的研究。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民族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与文学界的新批评有相似之处。前者从个人的性格形成和性格特征入手，寻找有差异的特质，努力分析出这些差异与研究者对该民族性格的总体印象的一致性。人类学范式的民族性格研究高潮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关于民族性格的研究在民族身份、文化身份和文学人类学（literaryanthropology）等研究中得以延续。其类似新批评的研究方法也像新批评的遗产一样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发挥着作用。
